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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视域下中国英雄音乐对传统文化的承继与扬弃
添加时间: 2019-4-30 15:21:38 来源: 作者: 点击数:1132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语境下以“英雄”形象塑造为核心的音乐创作题材选择研究 (项目编号:17YSD013)

传播学视域下中国英雄音乐对传统文化的承继与扬弃

杨磊

(杨磊   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   210013)

 要:中国英雄音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文化记忆深处最为活跃的因子之一。它以“英雄”之名组成特有的音声介质,对传统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传统文化之内核深深根植于英雄文化之中,使英雄文化与受众的文化心理期待产生叠合,催生出巨大的审美聚合力,渐趋沉淀为为文化传播的绵长驱动;另一方面,在世俗文化外部叙事话语权逐步扩大而对传统文化中心不断解构的语境下,文化英雄被再加工为多元影像,赋予音乐英雄创作以更加宽广的纬度,其对传统文化的反哺式传播变得更为强劲且具多选择性。

关键词:传播学;中国英雄音乐;传统文化

Inheritance and Sublation of Chinese Hero Music to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Yang Lei

(Yang Lei, Conservatory of Music, Nanjing Academy of Art 210013)

Abstract: Chinese hero music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one of the most active factors in the deep memory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name of "hero", it forms a unique sound medium,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spread of traditional culture. On the one hand, the cor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s deeply rooted in heroic culture, which makes heroic culture and audience's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expectations overlap, generates enormous aesthetic cohesion and gradually precipitates into a long driving force for cultural transmission;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context of the gradual expansion of the right of narrative discourse outside secular culture and the constant D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center, cultural heroes are added. As a multi-image, work gives music hero creation a broader latitude, and its feedback-feeding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becomes more powerful and multi-selective.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Science; Chinese Hero Music; Traditional Culture

 

    英雄文化是世界文化体系中无法割弃的一部分,几近与图腾崇拜、祖先崇拜有着相似的境遇,正因为英雄在神话传说中就已经有了深厚的文化根基,英雄崇拜也便有了文化源头上的更多追溯。因此,立足于人类生存延续和文明代代传承之必须,英雄文化便成为人类意识底层最为深刻的记忆,以致于,英雄从远古走来的风尘仆仆在历史焦距的不断拉近中时刻撩拨着人类记忆的心弦,成为文学和艺术创作最为鲜活的素材。

一、中国英雄音乐与传统文化的关联

英雄固然有着相通或类似的文化气质,但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异质性改变而产生不同的社会体制更迭时,异样的文化种属便左右着英雄的塑造方式。自然的,不同文化背景下英雄音乐的创作就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变化与中国英雄音乐的创作体征便有了必然的关联性。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出世”观与中国英雄的尚武精神一致。在传统文化中,内用黄老、外用儒术始终是中国封建有权阶级的经世哲学,尤其对儒家文化而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处世理念早将生命个体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结到了一起,以为英雄主义的滋生建好了温床,致使在诸侯蜂起的冷兵器时代里,烽火狼烟中每每就有英雄的诞生和英雄主义信念的复加叠置,随之而生的是音声介质的激越高昂和波及九州的振聋发聩,《大风歌》就是其中的代表。汉高祖建功之初,有感于立世之不易,顺势而发了自己的心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一颇有楚辞悲坏的感叹却彰显出英雄式的大无畏精神和泽被海内的宏高伟岸。后世视高祖为英雄,正是因为刘邦将自己的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捆绑到了一起,并且也实现了儒家之于个体追求的最高规范,与普通受众所不能及而又充满心理期待的迫切达成一致。从而,《大风歌》的音声形态便混合进这种受众的审美心理而世代相颂,抑扬顿挫中不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英雄问世,英雄音乐成为英雄文化快速传播的利器。

中国传统文化中“忠孝仁义”的道德准则在英雄文化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忠经·天地神明章第一》中说:“天下至德,莫大乎忠”……。忠,是人对天地、真理、信仰、职守、国家及他人等都至公无私,始终如一,尽心竭力的负责完成份内义务的美德。忠者,德之正也。而孝为德之本章,与忠共同成为个体价值践行的道德范式,英雄主义者为实现这一道德范式,通常会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弃我”精神来要求自己,以与忠孝的道德标杆达成一致。当英雄以胜利者姿态被普通大众仰视和顶礼膜拜时,人们对他的心理考察通常把忠孝的道德意义放大,而当英雄以殉道者的身份出席时,仁义又被放大而与忠孝有了同等的价值参数。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几近覆盖了传统文化之于英雄诉求在忠、孝、仁、义方面的所有规范,而前者则倚重于忠孝之正本。由此,与高祖同为英雄的项羽在叙事文本上更具可塑性,于是英雄项羽被拆解为更为多元的艺术形象出现在文学和舞台上,在传统道德范式乃至边缘界限中放大、游离。于是我们会发现以项羽为原型的英雄音乐要比刘邦来的更多、更立体。从而也衍生出另外一个文化体征,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悲剧情怀与英雄文化存在着同样的默契。

中华民族由古至今一直在封建王权的不断更迭中砥砺前行,杀伐之声从未间断,中华民族的历史实际就是一部英雄血肉筑成的长城史诗,由此产生的文学、艺术往往带有挥之不去的悲剧性色彩。《诗经》、《楚辞》如此,唐诗、宋词、传奇、杂剧亦如此。而悲剧亦如英雄本身,项羽用“乌江自刎”阐释了英雄的悲壮,虽败犹荣;岳父用“精忠报国”诠释了英雄的一往无前,“莫须有”是其英雄墓志铭上的最大哀伤,虽死犹生。他们的离去方式固然不同,但悲剧性却是一样的。英雄的悲剧性又往往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重复上演,使其深深嵌入到传统文化之中得以沉淀。如果说传统文化对于英雄的道德范式早就赋予了悲剧性的结果,那么英雄的悲剧性又为传统文化的悲剧性品质进行了活态的解读,两者始终难以割舍,不离不弃。

二、中国英雄音乐对传统文化传播内在表现

正是有了传统文化与英雄特质的这种紧密关系,中国英雄音乐才具备了传播传统文化的内在动力,但英雄音乐对传统文化的传播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原因其一在于音乐传播载体的不断扩大,其二则在于音乐传播对象的转移,而两者之间又有着潜移默化的内在联系。

从音乐形态上而言,中国传统音乐自民歌、器乐之始,便有了以此为基石产生的多类体裁,曲艺和戏曲就是最好的信证。虽然曲艺和戏曲体裁所追溯的源头较远,但不可否认的是,此二类音乐载体内在具象的千差万别和形态各异自汉唐以后才更为明显的展露出来,鼓词、弹词、陶真、涯词等曲艺形式汇集了南腔北调、吹拉弹挑,宋代及以后迸发而出的杂剧、元曲及至各类声腔的崛起,将音乐体裁形式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潮。音乐形态的极大丰富也焕新了音乐作为传播载体的传播能力,英雄文化被糅合到各类体裁中进行了不同规格的展示,可谓琳琅满目、精彩纷呈,最大限度的满足了大众对英雄文化的审美诉求。

音乐体裁在汉唐尤其是唐代以后的集中催生可以这样进行理解:汉唐以前先秦远古时期的音乐文化处于原初生成期,社会生产力的持续疲软加之混乱的社会秩序难以为音乐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得力的支撑,因此英雄文化及音乐创作被挤压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当中,传播途径有限;至汉唐时期,经过魏晋的民族大融合和文化一统,加之稳定的社会秩序已经为国力复苏、经济发展做好了充分铺垫,在良好统治政策的引导下,唐代城市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再有统治者兼收并蓄的文化胸怀,音乐文化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对各类音乐体裁的涌现产生了强有力的刺激作用。唐代歌舞大曲、参军戏等音乐形式的成熟和稳定输出为宋代戏曲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种环境下,英雄文化有了更大的可塑空间,英雄音乐也觅得了更为充分和多元的表达方式,原先那种模糊、迷离的对传统文化解释的牵强附会也变得进一步明朗起来,作为传统文化、英雄文化传播载体的音乐在这里凸显出了它的传承张力。

从传播对象来看,在传统文化尚处于“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里,无论是儒家的“乐与政通”还是道家的“大音希声”,亦或是墨家的“非乐”,都很大程度上都抑制了世俗音乐的发展,而官宣音乐和祀神音乐则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雅乐盛行下的英雄文化主要指向于神话英雄,而神话英雄的音乐创造力明显带有不可逆性和非娱乐性,如《六代乐舞》、“葛天氏之乐”等只在约定性的时间和地点进行表演,虽然自上而下的传播性极强,但英雄形象传播的稳定性和单一性抑制了传播载体的进一步扩大,其重功用和非娱乐性也严重削弱了传播对象对英雄音乐的“喜闻乐见”,而仅仅成为一种意识形态领域的单一“文化记忆”。德国学者阿斯曼曾这样提到:“文化记忆是一个集体概念,它指所有的通过一个社会的互动框架指导行为和经验的知识,都是在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中一代代地获得的知识。”虽然神祇英雄和世俗英雄都属于“文化记忆”的范畴,但在音乐为载体的文化传播中,神祇英雄音乐传播的对象更在意其文化存在的功能性,即庇佑、降福等,而对世俗英雄音乐的记忆则更注重音乐的娱乐性,或者说,以娱乐性为主,附带教育功用。因此,当雅乐体制刷退而世俗音乐独占鳌头时,世俗性的文化英雄便“揭竿而起”,扩大了英雄在受众中的占有心理。这在汉唐以后,随着世俗音乐的勃兴和各类音乐体裁的扩大,世俗文化英雄从背后走向台前逐步拉近了其与受众的距离中可以非常明确的展现出来。从而,从神话英雄到世俗英雄的转变,实际是祀神音乐到世俗音乐的一个跨越性转变,同时意味着传播对象从局部到整体、从点到面的一个“革命性”转移。在经济发展的有条件刺激下,受众对世俗英雄音乐的期待进一步扩大了音乐载体即各类音乐体裁的蔓延和滋长。从这一方面来看,音乐传播载体的扩大和传播对象的转移实际是相通的,两者相互作用,互为杠杆,共同撬动了英雄音乐的传播,当然也增强了英雄音乐之于传播文化的传播力。

三、中国英雄音乐对传统文化传播的选择

英雄音乐之所以在传播中备受瞩目,成为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恒定参数,其最大原因还是在于“英雄”的命题本身,英雄身上除了附带有各种传统文化的信息因子,还有自身的个性魅力。在他们身上展现出的“力量”为传统小众在等级森严、三纲五常约束下的“孱弱”赢得了向往和幻想而极具感召力,英雄美人的爱情种种亦为小众内心增添了美好,英雄化身为生旦净末丑的舞台形象在音声世界的编织、勾勒下再次催生出无穷的魅力,令人折服。“在任何时代他们都不能从活着的人们的心中完全清除掉对伟人的某种特殊的崇敬,真正的尊敬、忠诚和崇拜,不管这崇拜多么模糊不清和违反常情。只要人存在,英雄崇拜就永远存在。正因为如此,英雄才能在音乐创作中得以无限彰显,才能作为传统文化中的活性因子得以持续传播。但是,在文化传播中,受众的文化选择总具有这样那样的倾向性,英雄音乐对传统文化的传播一样也具备此类特征,在承继中扬弃是对英雄音乐传播特质的最好诠释。

一方面,传统文化中的“忠孝仁义”是英雄音乐中最为稳固的表达,这是与普众审美心理最易产生伦理共鸣的所在。也因此,以“忠孝仁义”之名演故事的文本屡屡上演,成为英雄音乐中的重头戏。元明时代的剧目《宋大将岳飞精忠》、《精忠旗》、《双忠记》、《清忠谱》莫不围绕着一个“忠”字展开。因此,以忠义之名的舞台上的英雄形象通常是威严肃立、铁骨铮铮,他们即是传统文化的代言者,又是官宣制度下的传声筒,他们通常借英雄的悲壮之名来批判前朝的黑暗和昏庸,进而达到收拢人心、稳固秩序之目的。从受众方面而言,在娱乐之外,他们还能接受到教育,这种难能的舞台教育甚至成为他们口耳相传的资本。在这里,娱乐、教育、传统被有机的结合到一起,英雄音乐和传统文化之间也被毫无障碍的达成一致。但音乐文化与传统文化到底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尤其是在世俗音乐喷发的时代里,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冲击,即便这种冲击的力度还只是边缘性的力量,即使仍不能撼动传统文化的地位,但却可以带来不同品性的英雄音乐的创作和传播。

宋代及以后,世俗音乐崛起,城市经济的大发展为世俗音乐争得了更大的发挥空间。“书会”(文人组织)、“社会”(艺术组织)的出现将文人与艺术紧密捆绑到一起,他们之间联结为舞台商演的稳定共同体,争取利益的最大化成为他们的共同目的。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英雄音乐也被赋予了别样和更加多彩的品质,传统文化语境下的那些英雄形象被再加工和解体,从而衍生出边缘地带的“非英雄”文化。“19世纪后半期的文学创作中,主人公大多是‘普通人’,没有了传统文学中所塑造的英雄那般神采奕奕。到了20 世纪,这一现象更为突出与普遍。这些主人公形象可以称之为‘非英雄”’。相对于西方艺术舞台“非英雄”形象的面世较晚,传统文化英雄异化的中国“非英雄”在宋代文学、艺术就已经出现,在传统文化价值观中树立起来的英雄正面形象遭到了挑战,其主要特征就是边缘化、异质化。诸如项羽在传统价值观中的形象是刚直不阿、勇猛果敢,但在宋代以后的英雄音乐中,项羽的性格乖张、刚愎自用、有勇无谋被无限放大,这种性情与之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形成鲜明对照,却无疑又使人物形象变得更加立体和生活化,更容易拉近英雄人物与普通受众的距离而产生共鸣。不仅如此,霸王与虞姬的爱恨离别也不再仅仅是点缀,而成为折子戏中的浓妆重彩的一笔,一个有血有肉、充满爱恨情愁的小人物的一面也被剥离开来放置于受众眼前,不可及而可视,缥缈且迷离的幻感油然而生。

可以说,“非英雄”文化是对英雄文化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挑战,是英雄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大势所趋。在这里,英雄音乐对传统文化的选择就不仅是承继性的,而是扬弃性的,它把传统文化赋予英雄形象的价值紧缚进行了解锁,朔新了受众的审美固态心理并拓宽了英雄文化的传播介质。由此,无论是承继还是扬弃,英雄音乐在传播中增加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弹性,同时也为自身挣得了更大的话语空间。

 

    中国英雄音乐是在传统文化的大环境中孕育和成长的,自然有着与传统文化相契合的品性和特质,并在音乐创作中而被最大的限度的加以了传统性的量体裁衣,使其具备了传播、传承的原初竞争力。随着音乐体裁的扩大和传播对象的转移,传统的英雄形象有了更加广阔的舞台空间,但边缘对中心的解构也随之而来。创作群体和受众都从中心价值语境中游走至审美的边缘地带,于是“非英雄”的音乐文化描述被推崇和追随,但这并不影响传统文化的稳固性和传统英雄音乐的存在,这种在继承中的扬弃是英雄音乐发展的必然,也是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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