勉卫忠[①]

（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810008）

摘要：  清末民初马麒经营青海的内容丰富，成果令人注目，其中新式教育的开办，不仅为青海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而且促使新文化、新思想得到了传播，启迪了民智，为青海建省奠定了人文环境；采取的一系列发展实业措施促进了青海商业、农牧业的发展，为青海建省奠定了经济物质基础。

关键词： 青海建省  马麒

青海建省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的两广总督岑春煊正是提出，至民国18年（1929年）国民军势力进入青海促成了青海建省，共经历22个春秋。然1907年时青海建省的人文环境是“该地蛮荒沙漠，部族杂居，论开化则尚未及时，言利益则只知游牧，若欲遽建行省，不独风俗制度未易强同，且恐设官而民无定所，钤束维艰”，那么建省的经济基础则是“当此库帑支绌之时，协饷不足之际，更觉难于筹拨。”当时青海地区不具备建省的条件，那么只有“先行试垦一节，较为切实易行。迨至蒙番一心，振兴实业，再为徐议建置。”[①]从此主政青海历经实干，以发展实业为青海建省奠定经济基础之人责无旁贷的落到了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身上。民国以后，马麒首先实现了青海军政权力的统一，并通过向牧区移民和举办垦务，陆续在牧区设置行政管理单位，推行统一政令，开始致力于对青海农牧区的统一管辖、治理，使青海成为一个独立行政区域的条件日趋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地域辽阔、民族复杂、人口日趋增多的青海地区仍由甘肃省管理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青海单独设省是其客观需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②]

1915年10月马麒改任甘边宁海镇守使兼蒙番宣慰使，成为青海地区最高军事、行政长官，结束了青海封建割据、分而治之的局面，统一了事权，有利于青海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竞相发展。当时他主政青海面临着经济贫困，政治封闭，文化落后，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等等社会问题。为了实现他提出的将甘边宁海镇守使辖区仿照热河、察哈尔之例，划为青海特别行政区，以利进一步开发和建设，他以经营青海发展实力为己任，推行了一系列发展地方社会经济的政策。他提出“首以兴办教育为基础，次以振兴实业为后盾。夫教育以开通智识，使秦秦坏坏之民各有自治之能力，发爱国之思想，而成良好之国民。教育普及，民智日开，绝不至受他人之煽诱而叛祖国。青海地利丰富，若实业振兴，则开财之源，然后或建行省，或划特别区域，经济充足，庶政易举而无掣肘之虞”[③]。马麒在文中不仅把“兴办教育”和“振兴实业”作为青海开发建省的两大主题，阐述了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还将青海建省与全国人民的爱国反帝斗争结合起来，以救亡图存为建省宗旨。1920年与1925年，马麒又向北京政府呈报了《经营青海意见书》与《开发青海意见书》[④]，进一步阐述了青海建省的具体内容与实施方案，使青海建省成为一次有理论、有实践的历史活动。

纵观历史，马麒经营青海的内容丰富，成果令人注目，我们以教育和经济为例。新式教育的开办，不仅为青海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而且促使新文化、新思想得到了传播，启迪了民智，为融化青海这片古老的封建冻土，迎来了一缕新时代的曙光，为青海建省奠定了人文环境；马麒所采取一系列发展实业措施，大大促进了青海商业、农牧业的发展，其开办的各种实业，启动了青海近代文明开发和建设，给青海建省奠定了经济基础。马麒时代青海教育和实业的发展为即将到来的青海正式建省作了历史准备，现分述如下。

一、兴办近代新式教育，为建省创造人文环境

马麒认为“首以兴办教育为基础”，他经营青海以兴办教育为重中之重，故成绩最为显著。民国初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在马麒的招聘下来到青海，掀起了办学热潮。1912年，首将蒙古学堂改为宁海蒙番学校，招收蒙藏学生，以藏文为必修课程；1920年，添设师范甲种讲习科；1924年又改名为宁海蒙番师范学校[⑤]，以“培养宁海区小学教育师资，开化蒙番民族，增进宁海文化，启牖新知，养成优秀人材为宗旨”[⑥]。分蒙文、藏文班，开设国文、英语、史地、生物、化学、矿物等新式课程，一改往昔旧式教育规章，成为青海第一所近代新式学校。1913年，青海第一所女子学校在西宁成立，名为“甘肃西宁县立女子小学校”，1920年该校增设师范科，1929年改称青海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大力提倡女子教育[⑦]。与此同时，青海的民族教育也开始起步。到1923年，宁海各地新建蒙藏小学达20余所，学生800多人[⑧]。1913年，在马麒的倡导下，西宁东关设立回民同仁小学。1922年5月，成立宁海回教教育促进会，马麒自任会长，以促进回族青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宣扬回教真谛为宗旨。为了大力普及回民教育，马麒先后在西宁、湟源、大通、贵德、碾伯、巴燕戎格、循化等7县设立清真小学7所[⑨]。到马麒归真时全省城镇的回族教育情况如下表

资料来源：《青海回民教育现状》，《新甘肃》，1932年创刊号

青海的职业化教育也着手兴办。1920年，创办了宁海职业学校，翌年私立医学训科学校设立；1925年，创建宁海筹边学校[⑩]，聘请内地部分专业教育人材讲学，旨在为开发青海培养一批新式的人材。1928年，成立西宁职业学校，设有毛纺织等专业；1930年，成立西宁初级工科职业学校，后增设农业科，改称省立农业学校[11]。此期间，青海的私立学校也应运而生。1924年，马麒创办了私立锐威学校(“锐威”为马麒的将军封号)，黎丹创办了私立无我学校(“无我”是黎丹的号)，一时各县官绅、名流皆景从仿效，捐资办学，青海民办私立小学共百余所[12]。建省前西宁等县初等教育发展概况对比表如下：

资料来源：[民国]刘郁芬修、杨思等纂：《甘肃通志稿·教育二·学校》，转引自崔永红等：《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87页。

随着教育的振兴，各种新思潮也纷至沓来，传播到青海偏远的角隅。1920年，在马麒的倡导下，黎丹等人在西宁组织了藏文研究社，编辑出版了《汉藏小辞典》、《翻译名义集》等书[13]。一些学者还深入民族地区实地考察，开展民族研究工作。周希武的《玉树土司调查记》、《甘肃民族史》，朱绣的《西藏六十年大事记》、《海藏纪行》等著述，都是这个时期青海学者留下的珍贵遗产。1927年3月，召开了西宁地区7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倡导新文化。翌年2月，成立了平民新剧社，演出话剧《家庭鉴》，揭露了旧家庭的黑暗，抨击了封建制度，反对缠足；又演出《瞎子》和《卖烟膏》两剧，宣传扫除文盲和禁烟，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4] 1928年，创办了青海第一所医院——平民医院。1930年，在平民医院的基础上，设立了青海省立中山医院，成为青海建立正式医院之始，标志着青海近代卫生事业的启航[15]。 1929年，在国民军进驻青海之后，创办《新青海》日报(1932年称《青海日报》)，该报发刊词中提出的任务是“为建设新的青海，打破西宁的闭关封锁阵线，沟通文化军政交流，当好舆论喉舌，掀起前进高潮。”[16]为了启发民智，当时还举办了巡回文库，开设讲演所、阅报室、图书馆等，开通地方风气颇有声色。“妇女解放”、“蒙、藏与汉、回民族平等”、“民主共和”、“农工解放”等新名词第一次为人们所知。“五四”运动的爆发，激起了西宁学生的爱国热忱，他们走出课堂，手持五色纸旗，高呼“打倒卖国贼”、“还我青岛”、“誓死反对二十一条”等口号，宣传“抵制日货”[17]，向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五卅”运动纪念日，西宁上演了话剧《朝鲜亡国恨》，宣传反帝，不忘国耻[18]。

正是举办教育，致使青海“开通智识，使獉獉狉狉之民各有自治之能力，发爱国之思想，而成良好之国民。教育普及，民智日开”为青海建省奠定了人文环境。

二、采取措施发展青海实业，为建省增加财政收入

民国成立后，甘肃协饷停止，财政顿陷困窘。1913年其岁入为80.8万元，而支出为169.1万元，支出几达收入的一倍以上。[19]各省税收截留使中央财政举步维艰，靠大量举借内外债度日。据统计，1912—1915年的四年中，北京政府所借外债每年即达1.2亿元，[20]当然无力支援边疆。所以马麒在《奏筹办青海各项折文》中提出由中央政府在二年内，每年补助经营宁海费用二十八万元，“以养成自立”，而不能实现。青海建省要以经济燕础为后盾。组建现代化的军队，开办矿业，拓殖垦务都离不开钱。马麒在递交中央的呈文中增提出经营青海五大计划，列于第一位的是“宣择地多设县治，屯垦开矿，练兵设学，兴实业以辟利源，修铁路以便运转”。[21]在得不到外力援助的情况下，他的这些计划就只能通过振兴实业，“以青海之财办青海之事了”。振兴实业，是马麒经营青海政策的要点，并卓有成效。

首先采取措施保障商业发展最为成功，大量皮毛的输出为青海建省提供了财政支持。马麒是清末民初时期发展起来的最大青海官僚巨商，他不仅是官员，更是一位商人，非常重视商业在青海的发展。仿效内地，创办了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以及军办的近代新式企业。他任循化参将时，即开始在循化、河州等地先后开设商号，着手贩运青海等地的畜产品。出任西宁镇总兵后，于1915年在西宁东关设了“德顺昌”商号（后改德兴店），经营羊毛、皮张、布匹、百货、茶叶等贸易，不仅扩大了羊毛等土特产品的东运出口，而且也增大了省外商品的输入的规模，形成商业网络。在此后的历年施政中始终采取自由贸易的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铺平了西宁商业贸易的发展道路：比如1913年，马麒下令调查甘宁大路，设立了新式邮政，代替旧日驿站；1914年，架起了平番（今甘肃永登）至西宁的电报线，成立了西宁电报局；1920年，开通了由西宁至兰州的电报；1931年，西宁电报局添置了一架无线电报发报机，以辅助有线电报之不足。[22]又于1931年，接通了由西宁经平番至兰州的长途电话，加快了商业信息。[23]在金融方面，1913年，甘肃银钱局停办，马麒废止地方币票，改用通行银票，发行一两和二两银票，推动了西宁乃至整个青海地区的金融和商业的发展。[24]经数年发展，在西宁回族商人聚居的东关地区逐渐形成了民国时期的商业中心。当时西宁的商业网以“道门街”为集中点（即现在回族聚居的东大街）尤其是东城门口（即湟光到东稍门）最为繁华，而城中大什字一带则次之。[25] 在马麒主政青海时期也是青海皮毛贸易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可知第一阶段为清前中期到清末1881年以前，青海羊毛的商品率和利用率都很底，绝大部分听凭羊只自行脱落、腐化变质，到了1881年到1885年，青海羊毛被外国资本家发现，很快打入国际市场，到1885年青海羊毛输出量达到了250万斤；第二阶段从1885年到1910年,为大规模扩张阶段，年输出量从250万斤急剧扩张到1000余万斤；第三阶段为1910年到1918年，为平稳发展阶段，其年均输出量在1250万斤左右；第四阶段为1919年到1929年，为鼎盛阶段(除1920年、1926年)，年均输出量在1680万斤左右；第五阶段为1930年到1933年，为急剧衰退阶段，年均输出量为600万斤左右；第六阶段为1934年到1937年，为恢复性鼎盛阶段，年均输出量为1670万斤左右；第七阶段为1937年到1945年，为持续萎靡阶段，年均输出量(包括内销)在800万斤左右。[26]到了三十年代初期的1932、1933、1934年的整个财政收入分别为843182、846062、875172元，其中皮毛等营业税收为460085、460085、510617，分别占整个税收的54.56%、54.37%、58.34%，这还不包括契税等商业税，可见青海从皮毛经营中所收的税额至少占其全部税收的55%以上，而青海田赋的比重，在1932、1933、1934年分别为31%、30.01%、33.50%。[27] 

其次禁种鸦片发展农业一项重要举措。1915年，马麒为了解决军粮和兵源问题，采纳黎丹、李可菜等人的建议，决定禁种鸦片。他表示：“烟款宁可不收，毒卉绝不容留”[28]。遂颁发禁烟令，一律改种粮食作物。同时责令各署官员下乡督察，发现烟苗，即勒令铲除，或派马队踏毁，并处以重罚。到1919年，西宁道内各属地烟苗基本禁绝，粮食逐渐增加，时人称“西宁(道)为一片净土”[29]。禁种鸦片，对发展青海经济，保护人民身心健康，稳定社会秩序有积极意义，受到后世的称颂。

马麒十分关注青海的土地开发。1923年，成立了甘边宁海垦务局，马麒任督办，下设西宁、湟源、大通、循化、贵德、都兰、玉树、昂谦、大河坝、拉加寺等十个分垦局，专职经办土地清丈、调查、测绘、统计等放垦事宜。当时规定分荒地为上、中、下三等，按等交纳开垦地价，地归私有，政府发放执照，三年内免交田粮，以兹鼓励。开垦数年，大见成效。以西宁道垦务为例，1924年共放垦荒地28280余亩，查得私垦荒地8914亩，收取地价银28240元。到1929年计丈量垦荒地207750余亩，官署共收地价银154208元[30]。到了青海建省时牧区开垦数年，大见成效如下表：

资料来源：陆享林著：《青海省帐幕经济与农村经济之研究·第二章帐幕经济概况·第二节帐幕经营之状况·垦牧之经营》，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第677页。《中国地政研究所丛刊，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事情。藏青海省图书馆地方文献部。

最后为增加财政收入改革了税收和徭役制度。1913年，设立了粮茶局，统管全区税务，对金矿、盐矿征收课金、盐税，增加财政收入。同时，实行草头税和营买粮制度，官价低于市价一倍，大大打击了私商势力。他还下令改革历史上长期遗留下来的藏区“乌拉”制度，令各站设牧场养牛，供给乌拉，以减轻蒙藏差徭负担；同时下令由公车转运刍粮，以减轻回汉差徭负担[31]。

此外除教育和实业外，马麒经营青海的内容包括行政制度改革方面的内容。如在西宁道推行汉制，改厅为县(共设西宁等7县)；在蒙藏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1917年首设玉树和都兰两设治局，于1922年马麒详拟经营青海意见认为青海蒙古二十九旗均赐封有郡王、亲王、贝子、贝勒、公等爵位，以镇守使名义辖治，已属不当。而这一地区又人烟稀少，幅员广阔，非专设县治无以安人心，应在蒙藏居地适中之10多处开设县治(后来陆续变为现实)，同时设置青海都统或护军使。[32]到了1929年将玉树和都兰改为县。由政府派官员管理民族行政事务，废除蒙藏王公和土司的特权，结束了元明以来延续了700余年的旧的统治制度，使青海地区迈向了近代行政体制的轨道。

1929年青海建省前后后新设的县治情况表：

资料来源：魏明章：《青海建省前后的行政建制》，《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

综上所述，马麒主政经营青海时期的举措，开创了青海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在这历史时期，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如开办近代新式学校，创办近代报刊《新青海》，进而倡导具有科学、民主内容的新思想、新文化；如为发展青海商业而创立邮政局、电报局、银行等近代新式实业；还如在行政改革中推行的改士归流，废除旧的土司制度，实行行政、军政和民族统治权利的统一等等，都是青海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第一次出现的新事物，具有开创性的历史地位[33]。更为甚者，这些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突破了青海旧有的、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的社会结构，具有崭新的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尽管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落后的，畸形的，尚处在原始积累的阶段，但它毕竟是近代文明的种芽，开拓了青海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为即将到了的青海建省奠定了社会经济文化基础。1928年6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冯玉祥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冯为了巩固在西北的地盘，安置将领，扩大局面，增强实力，遂以“青海关系国防至为重要”，宁夏、青海距甘肃省城过远，交通不便，不易发展为由，拟将甘肃所辖宁夏、青海分别建为行省。经由当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长的冯系人物薛笃弼正式提出议案，于1 928年9月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3次会议决议，9月17日发布命令，将宁夏、青海分别建为行省。10月1 7日，国民党中央第159次会议又通过决议，规定甘肃省西宁道属之西宁、大通、碾伯、巴戎、循化、湟源、贵德7县及原青海办事长官所辖蒙古二十九旗、玉树二十五族、环海八族、果洛等地为青海省所属，以西宁为省会。1929年1月，甘肃、青海、宁夏3省联合呈报国民政府，自1月1日起，原由甘肃省划归青海、宁夏两省的各县行政，一律由新成立的两省负责处理。

总而言之，马麒作为地方官经营青海，将青海在政区地位上升格，“不能一概视为是图谋一己之利，仅仅为了扩大和巩固个人统治范围，实际上包含着地方开发客观需求的合理因素，有其出于公心的一面。另行设省有利于推进青海地区政治的开化，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34]如果我们对青海历史发展长河进行总体观察，那么，我们就会认定今天是昨天历史的继续，不能割断这个历史联系。今日，青海的繁荣，是几千年来青海各族人民世代相承、艰苦创业的结果，其中也包括民国时期马麒经营青海的历史活动。总结民国时期青海建设的历史经验，在西部大开发契机下，对于推进当前青海的改革开放事业和新的世纪刚刚启动的青海藏区经济社会发展，仍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作者勉卫忠（1978—）男，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专门史博士。地址：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邮编：8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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