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泽鸿[*] 

摘  要：作为“西方美育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践行模式，中国现代美育是在德国美育、中国乐教传统以及教育现代性的文化语境中建构起来的。以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等为代表的现代教育精英和思想巨擘共同奠定了中国现代美育的观念、路径和方法。现代美育的中国化进程中形成了情感教育、艺术教育和境界教育三种范式，在“理论”、“人生”、“启蒙”和“实践”四个维度展开探索。世纪性境遇下的中国现代美育由于其强烈的实践品格，而在核心概念、主要命题以及基本功能方面存在问题和偏差，亟需清理和反思。

关键词：西方美育中国化；现代美育；以美育代宗教；美育模式；美育功能；实践品格

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建构有两大特点：一是直接引入西学实现本土化；二是借鉴西学来促进中国固有学统的现代性转换。这两种路径殊途同归，其目标是建构普世性中国人文学科。美育与美学一样，都是一个率先在西方兴起的现代学术概念，然后随西学东渐主潮传入中国并实现了“本土化”历程。与其他西学思潮一样，美育这一西学观念必须接受中国的本土化改造和现代性批判之后，才能在中国找到其广泛的接受者和传播者，才能在中国文化语境中适应和衍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来，中国现代美育是中国美学家、艺术教育家在借鉴西方美学与美育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一种教育理念和学科形态。这种美育形态既不同于中国传统艺术教育思想，也不同于西方现代美育观念，但与二者又有深刻的渊源，它是在西方美育本土化和传统美育现代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现代美育形态中隐含的问题、模式和方法值得深究。

一、西方现代美育理念的中国传播

从19世纪中期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西方美学和美育思想进入中国。“影响现代中国美育学术事业的西方学人主要有鲍姆嘉通、康德和席勒”^[1]。中国现代美育思想起源于对西方现代美育观念的接受和本土转化。在西方美学和美育思想的本土化传播中，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等第一代现代精英知识分子起到了关键性、开创性的作用。

中西方关于审美教育的思想都是自古已有，但“审美教育”的概念和术语却是晚起，是德国美学家席勒于1793年首次提出。2O世纪初，王国维、蔡元培等人将席勒的美育思想引进国内。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针对启蒙理性所造成的人格两极分裂的现状，而提出了现代性意义上的美育命题。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朱光潜等是真正推动美育思想中国化的学者，他们在康德美学和席勒美育思想的基础上，确立了中国的现代美育观念，完善了中国美育的学科格局和实践范式。

在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史上，王国维（1877—1927）是最早倡导美育的先驱者之一，也是西方美育中国化的第一人。“美育”一词较早出现在王国维的论著中，他写于1903年的《论教育之宗旨》与1904年的《孔子之美育主义》是我国最早使用“美育”概念并对其加以界定的论文之一。王国维的美育思想源自德国古典哲学美学，康德（Kant）、席勒(Schiller)、叔本华（Schopenhauer）等人的美育思想观念被王国维照搬过来，用来解读中国儒家的礼乐传统，他认为儒家的“乐教”就是美育，对传统思想进行现代性改造。王国维他在现代西方形式派美学观念的影响下，强调审美、艺术同现实生活的分离，将康德等人提出的“无利害性”、“游戏”、“形式”等独立自足的美学观念运用于美育之中。王国维吸收西方哲学、美学的普遍观念，提出了若干与美育有关的重要范畴，例如“无用之用”说，“游戏”说，“三大关系”说等。

虽然西方美育观念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学东渐中进入中国，但真正对其做系统介绍和研究的要数蔡元培（1868-1940），特别在美育观念普及和美育实践上，蔡元培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无人能及的。因此，蔡元培被视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提倡美感教育的代表人物。陈望道曾指出：“中国之有美学，实以蔡元培先生提倡为最早。中国人素讲智、德、体三育；近人更倡群育、美育，而并称为五育。美育即蔡元培先生所主倡。”^[2]1912年，蔡元培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身份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明确提出新的教育方针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期间发表了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的讲演。蔡元培还亲自投身于美育研究和艺术教学之中，成为中国现代美育的实践者。他在北大成立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音乐研究会，并帮助成立了一批艺术专科学校。跟王国维近似，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也是来自德国传统，蔡元培曾说：“其�r绎纯粹美感之真相，发挥美学判断之关系者，始于近世哲学家，而尤以康德为最著。”^[3]康德和席勒美学是他美育观念的主要来源，艺术教育是他实施美育的根本途径。由于蔡元培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特殊地位，他在传播西方美育思想、践行中国现代美育方面起一种领导作用。

蔡元培曾说：“美育的名词，是民国元年我从德文的Ästhetische Erziehung译出，为从前所未有。在古代说音乐的，说文学的，说书画的，都说他们有陶冶性情的作用，就是美育的意义，不过范围较小，教育家亦未曾作普及的计划。最近二十五年，受欧洲美术教育的影响，始着手于各方面的建设，虽成绩不甚昭著，而美育一名词，已与智育、德育、体育等，同为教育家所注意，这不能不算是二十五年的特色。”^[4]蔡元培积极倡导美育的目的主要有两层意义：首先，蔡元培把近代西方文化概括为“科学”和“美术”两个维度的发达。他一方面推广科学和教育，同时也认识到科学的局限性，因此在倡导科学的同时还必须弘扬“美术”。其次，美育是蔡元培的教育救国理念的自然延伸。他认为：“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蔡元培对美育始终不渝的倡导，其着眼点主要在于道德救赎和文化建构。在他看来，这是扭转贫弱现状、实现民族复兴的正道。

在蔡元培、王国维之后，朱光潜(1897-1986)是另一位重视现代美育的思想家。朱光潜在1920-30年代长期在欧洲求学，他不仅将西方现代美学的诸多不同观念“整合”为一个理论体系，还是将美学理论应用于具体的审美教育实践中。朱光潜立足于中国文化的人生主义传统，对康德-克罗齐形式派美学又有超越，建构了以“审美直觉”和“人生的艺术化”观念为双核心的美学，这对于中国现代美育强化人格建构功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朱光潜是继王国维、蔡元培之后另一位将西方美育思想“中国化”的重要人物。

二、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建构的三重资源

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曾认为，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促进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主义思潮对中国思想家提出了两项无法调和的要求：“它既应对中国的过去怀有特殊的同情，但同时又必须以一种客观的批判态度反省中国的过去。能满足这两项要求的最合适的方法，就是将西方和中国所能提供的精华结合起来”^[5]。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等都是能够“择东西之精华而取之”的中国现代思想家的代表，他们的美育思想就是这种中西思想融合的主要体现。

总的来看，百年来西方美育观念是通过三个途径来实现与中国文化语境的“耦合”的，即通过“知识普及”、“西体中用”和“本土发明”三个阶段的不同路径来实现“中国化”目标的。

第一阶段的途径，是在西学东渐的文化主潮下，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引进和介绍西方美育思想，主要进行西方美育的知识普及，如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等。

蔡元培在教育思想上深受康德二元论哲学的影响，康德把世界分为现象界和实体界，蔡元培由此认为：“以现世幸福为鹄的者，政治家也；教育家则否。盖世界有二方面，如一纸之有表里：一为现象，一为实体。现象世界之事为政治，故以造成现世幸福为鹄的；实体世界之事为宗教，故以摆脱现世幸福为作用。而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也。故以实体世界之观念为其究竟之大目的，而以现象世界之幸福为其达于实体观念之作用。”^[6]在他看来，新教育方针中的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是属于现象界的教育，目的是满足于政治上的要求。但“人不能有生而无死。现世之幸福，临死而消灭。人而仅仅以临死消灭之幸福为鹄的，则所谓人生者有何等价值乎？”人不能仅仅去追求现象界的相对和短暂的价值，应该从现象界达及实体界，追求超越性的价值。他认为，从现象世界走向实体世界，是由教育来实现的。教育包含有多个部分，不可能每一部分都有这种跨越现象和实体世界的能力（如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智育、体育等）。教育对两个世界的连接，实依靠于美育。美育即美感教育。由此他指出教育是从现象到达本体的中介和桥梁：“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7]蔡氏认定美育的功能是引人由现象世界到达实体世界。“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美感的中介功能是由美感的本质决定的。蔡元培依据康德的观点，认为美感有四大特点：超脱、普遍、有则、必然。在他看来，人类共同的最高目的是“人道主义”，而人道主义的最大阻力在于人的“专己性”；而美感具有超脱性和普遍性，实为专己性之良药。“人既脱落一切现象世界相对之感情，而为浑然之美感，则即所谓与造物为友，而已接触于实体世界之观念矣。”蔡元培揭示出了美育的终极价值，由此可见他大力提倡美育的良苦用心。

第二阶段的途径跟随第一阶段而来的，即在引入西方美育思想的同时进行将其应用于中国文化语境，用来解释和重构中国传统的艺术教育问题，指导和观照于中国教育实践。这是借用西学来研究中国艺术教育问题，是为“西体中用”途径。

从思想渊源看，除了西学影响之外，蔡元培、王国维等人的美育观念也深受中国传统美学的影响。蔡元培、王国维等并不满足于单纯介绍西方美育思想，他们长期浸染于中国文化传统，对中国的礼教、乐教传统深有体会，因此他们在德国美育理念的观照之下，重新整合中国固有的跟美育有关的思想资源，阐释出所谓的中国古代“美育主义”思想。用现代西方学术观念去阐发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内在精神，激活其“固有之思想”的现代意义，这是蔡、王等学者的主要致思路径。如王国维的《孔子之美育主义》（1904）一文，就是在梳理亚里斯多德、夏夫兹伯里、哈奇生以及席勒等美育思想的基础上，重新“发现”了孔子学说中蕴藏着的丰富“美育”思想，他指出：“今观我孔子之学说，其审美学上之理论，虽不可得而知，然其教人也，则始于美育，终于美育。”王国维还阐发了《论语》的诗可以兴、观、群、怨以及“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乐教思想，并且从“曾点之乐”的典故中发现了“孔子之教人，于诗乐外，尤使人玩天然之美”的自然美育观，王国维将其推崇为“我即宇宙，宇宙即我”的审美涵养境界。王国维一方面借助席勒观点来论述善与美的关系：“最高之理想存于美丽之心(Beautiful Soul)，其为性质也，高尚纯洁，不知有内界之争斗，而唯乐于守道德之法则，此性质唯可由美育得之。”另一方面，王国维也指出中国传统教育中非常重视美与善、美育与德育的合一，如孔子以美启德、以美扬善的方法与席勒、叔本华等人有异曲同工之妙。王国维在“以西观中”式地阐发中国古代礼乐教育的基础上，初步“追认”式建构了中国美育的本土传统。

与王国维一样，蔡元培也作如是观：“吾国古代教育，用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乐为纯粹美育；书以记实，亦尚美观，射御在技术之熟练，而亦态度之娴雅；礼之本义在守规则，而其作用又在远鄙俗；盖自数之外，无不含有美育成分者。其后若汉魏之文苑、晋之清谈、南北朝以后之书画与雕刻、唐之诗、五代以后之词，元以后之小说与剧本，以及历代著名之建筑与各种美术工艺品，殆无不在于非正式教育中行其美育之作用。”（《美育》）蔡元培还认为：“以中国古代之教育证之，虞之时，夔典乐而教胄子以九德，德育与美育之教育也。周官以卿三物教万民，六德六行，德育也。六艺之射御，军国民主义也。书、数，实利主义也。礼为德育，而乐为美育。以西洋之教育证之，希腊人之教育为体操与美术，即军国民主义与美育也。欧洲近世教育家，如海尔巴脱氏纯持美育主义，今日美洲之杜威派，则纯持实利主义者也。”^[8]蔡元培的视野更大宽泛，不仅礼教乐教，六艺、历代各门类艺术之中都有“美育”的成分，正是由于看到中国固有之“美育”材料（礼乐文化和艺术品），蔡、王的美育最终奠基于中国思想之上，实现了从“感性直观”、“游戏自由”到艺术和情感教育（“礼教、乐教”）的方法论转变。

接着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的进路，朱光潜对中国现代美育也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抗战时朱光潜在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做过关于《美感教育》的演讲，具体阐述了他的美育理念。朱氏认为：物有真、善、美三面，心有知、情、意三面，教育要求在这三方面同时发展，德智体三育对于人生有同等的重要性。其中，“美育叫人创造艺术，欣赏艺术与自然，在人生世相中寻出丰富的兴趣。”他同时感叹：在流行教育中，只有智育被人看重，德育的重要性也没被否认，至于美育则在实施与理论方面都很少有人顾及，蔡元培一度提倡过的“美育代宗教”主张却没有发生多大的影响。

同样在康德和席勒哲学的影响下，朱光潜指出：“世间事物有真、善、美三种不同的价值，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种不同的活动。……求知、想好、爱美，三者都是人类天性；人生来就有真、善、美的需要，真、善、美具备，人生才完美。”朱光潜尽管是接着康德的知情意心理结构和真善美价值学说来论证人格教育的美育维度不可缺少，但是他的立论基础和逻辑起点却是“共同人性”，这来自于中国儒家文化的心性学说。他认为教育的功用主要在于顺应人类“求知、想好、爱美的天性”，使个体在真善美三方面得到最大限度的调和发展。教育的目的在“启发”人性中所固有的求知、想好、爱美的本能。朱光潜指出：中国儒家的最高的人生理想是“尽性”，即所谓“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参天地之化育”。教育的目的，可以说就是使人“尽性”，“发挥性之所固有”。朱光潜还论道：“美感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儒家教育特重诗，以为它可以兴观群怨；又特重礼乐，以为‘礼以制其宜，乐以导其和’。《论语》有一段话总述儒家教育宗旨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礼、乐三项可以说都属于美感教育。诗与乐相关，目的在怡情养性，养成内心的和谐（harmony）；礼重仪节，目的在使行为仪表就规范，养成生活上的秩序（order）。蕴于中的是性情，受诗与乐的陶冶而达到和谐；发于外的是行为仪表，受礼的调节而进到秩序。内具和谐而外具秩序的生活，从伦理观点看，是最善的；从美感观点看，也是最美的。儒家教育出来的人，要在伦理和美感观点都可以看得过去。”因此，在朱光潜看来，儒家教育思想的着重点主要是道德，德育是其最后“鹄的”。美感教育的功用就在怡情养性，美育为德育的基础。“善”(秩序)与“美”（和谐）到最高境界上是“同一”的。朱光潜的美育观是对中西美育思想的一种高度融合。

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等学者凭借个人学贯中西的知识体系，使得其美育概念并非仅是西方话语的简单挪用，他们在完成美学知识普及的同时，也在联结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美育理论创建中做出了新的探索。

第三阶段是立足于传统艺术教育思想与现代本土文化语境，借助美学、心理学、教育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成果，针对中国当下的“教育实际”来思考美育问题，进行美育理论创新，设计美育实施的途径，这可称为“本土发明”模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李泽厚、滕守尧、聂振斌、赵宋光等学者积极建构新时期的美育理论体系，同时在全国大中院校也开展了美育实践课程。

这三个阶段和三个路径的美育思想建设，构成了中国现代美育百年进程中的三重资源。它实际上涉及到三个美学命题：一是西方美育的中国化进程；二中国传统艺术教育的现代化问题；三是现代中国美育与艺术教育的本体性差异问题。而从近一百年的中国美育史和艺术教育史看，这三个宏观的理论命题（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中隐含的重要问题和偏差也没有得到研究和清理。

三、中国现代美育的三大模式和四个维度

纵观20世纪百年来西方美育思想中国化的进程，可以发现，这个美育本土化是以王国维、蔡元培等为代表的第一代现代知识精英开创的，以朱光潜、宗白华、滕固、林风眠等第二代教育精英继续沿袭并有所拓展，他们的思想来源、文化视界、问题意识和实践方法等“综合效应”决定了百年中国现代美育的演进模式和方法。

从西方美育思想的历史类型看，主要形成了三大模式：“康德-席勒模式”（游戏）、“叔本华-尼采模式”（直观）、“马克思主义模式”（实践）。从接受不同的西方美育思想路径、模式到中国现代性美育的具体展开，百年中国现代美育也主要形成了三种模式：情感教育模式、艺术教育模式、境界教育模式。

第一种是“情感教育”模式，这是指：西方美育的“康德-席勒模式”主要通过蔡元培、梁启超、王国维、鲁迅、朱光潜等学者为中介对中国现代美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并被李泽厚等弘扬，形成了以“情感”取代“游戏”来弥合感性与理性分裂的审美教育模式，以“情感”（包含朱光潜的“情趣”、梁启超的“趣味”、李泽厚的“新感性”等）为中心，涉及艺术、自然和社会美，完善“知情意”的整体性教育，情感作为纯粹理性（自然）与实践理性（道德意志）的中介，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升道德境界，建构和谐社会。中国现代美育中的“情感教育模式”走的是“情感-人格-社会”逐渐升华的美育之路，强调“自我-他者”的和谐性，最终是要建构一个“道德乌托邦”（和谐社会）。

蔡元培等人认为，美育是一种情感教育，美育重点在陶养情操、提高道德素养，即所谓“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9]。在蔡元培那里，“美育即情感教育”的思想也为其“以美育代宗教”的命题提供了理论支撑。从论证逻辑上看，只有侧重于美育的情感、精神层面的作用，才更能够顺利实现“代宗教”的作用，即美育并非取代宗教的所有功能，而仅仅替换宗教的抚慰情感和“心灵拯救”的维度。蔡元培将宗教与美育进行比较：“一、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二、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三、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因此，蔡元培指出：“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若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在他看来，以美育代宗教，是使国人的感情受到艺术的熏陶，满足了人性发展的内在需求。

在现代美育思想家中，梁启超以倡导“趣味”说和“趣味主义”成为美育和文化中坚。梁氏趣味美育思想也构成了现代“情感美育模式”的重要部分。在1923年的科玄论战中，梁启超坚持的是中间派的观点，他认为：“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相，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涉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10]他坚持的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划分情感与理性的界限，这为其以情感为中心的趣味美育思想奠定基础。梁启超认为“趣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境之赏会与复现”（对客观世界的欣赏趣味——经验维度）。二是“心态之抽出与印契”（对心理世界的超脱趣味——经验维度）。三是“他境之冥构与蓦进”（理想境界的开辟趣味——理想即超验维度）。他认为：“这三种趣味，无论何人都会发动的。”趣味建立在最普遍的人性基础上。以此看来，梁氏的“趣味”说其实蕴含四个理论维度：趣味的先验性、趣味的超验性、趣味的经验性和趣味的艺术性。梁启超终生都在提倡“趣味主义”。首先，他的“趣味”有种先验的意味，他说“生活于趣味”，即趣味决定人生态度，而不是来源于人生态度。这说明趣味是“逻辑在先”，不是时间在先。其次，趣味又是超验的，趣味具有“理想性”，或者说，梁启超倡导的是一种“理想的趣味”，而不是日常生活的趣味。再次，趣味又是“经验”的，是人在科学、生活和艺术等种种实践活动中可以体验和感受的，趣味要落实于实践层面，从生活、伦理、科学等不同领域获得充实和提高。最后，梁氏的趣味集中于艺术和审美，艺术的体悟和审美经验，构成趣味的精进之路和恢复手段。梁启超认为，有专门诱发和刺激“趣味”的三种利器：文学、音乐和美术。梁氏认为，艺术的功用在于恢复人的麻木，让没趣味变成有趣味，复原受损的爱美胃口，维持增进生活健康。因此，趣味尚有艺术这一重要的维度。^[11]可以看出，梁启超的美育观奠基于趣味主义和情感之上，他的美育观是一种趣味教育和情感教育。

第二种是“艺术教育”模式，这是指西方美育中的“叔本华-尼采模式”通过邓以蛰、滕固、朱光潜、宗白华、徐复观等学者的努力和本土化实践，形成的以“艺术”（包含邓以蛰的“艺术美”、滕固的“艺术史”、朱光潜的“诗境”和“人生艺术化”、宗白华的“艺术意境”、徐复观的“艺术精神”等）为中心，观照艺术与人生的内在联系，强调直观主义，以人生艺术化和审美化人生为旨趣的美育模式，走的是“艺术-人生-审美”的三位一体化的美育之路，强调“真善美”的同一性，其目标是建构一个“审美乌托邦”（自由王国）。就朱光潜的美育模式来说，朱先生在美感教育理论上并没有为我们贡献什么新的东西，谈论的仍是王国维和蔡元培以来的老调，他沿用康德-席勒的美学观点，以知情意的心理结构和真善美的价值系统来阐述美育理论问题。而在朱光潜看来，美育为德育之前提和基础，德育仰赖美育来完成人格建构的最终目标。美育的情感本体最终让位于艺术本体，因此在朱氏的美育思想里，最核心的内容和终极维度其实是“人生艺术化”（生命审美化）。

第三种是“境界教育”模式，这是指西方美育中的“叔本华-尼采模式”通过王国维、冯友兰、新儒家学者中的方东美、唐君毅等学者的应用和转化，形成的以“人生境界”为核心的审美教育模式，以继承中国哲学的心性之学，开辟出中国现代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中的心灵维度和境界气象。走的是“审美-境界-文化”美育之路，其目标是建构一个“新文化国度”（理想文化）。

鉴于中国文化的实用主义传统和受康德、叔本华无利害审美观之影响，王国维提出无用之用的审美学说，强调提升人生境界的美育思想。他说：“我中国非美术之国也！一切学业，以利用之大宗旨贯注之。治一学，必质其有用与否；为一事，必问其有益与否。美之为物，为世人所不顾久矣！……以我国人审美之趣味之缺乏如此，则其朝夕营营，逐一己之利害而不知返者，安足怪哉！安足怪哉！”^[12]同时他又说：“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13]。王国维认为美育有其特殊功能，“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因此，王国维提出美育是要使人进入无利害、非功利的境界：“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这个通过审美而达到的“高尚纯洁之域”，就是最高的、最自由的人生境界。这说明王国维美育思想立足于人的“存在”价值，包含人文主义的色彩。王国维认为，美育（“审美之情”）的主要价值在于彰显“无利害”、非功利的人生境界：“叔本华所谓‘无欲之我’，希尔列尔(席勒)所谓‘美丽之心’者非欤？此时之境界：无希望，无恐怖，无内界之争斗，无利无害，无人无我，不随绳墨而自合于道德之法则。一人如此，则优入圣域；社会如此，则成华胥之国。”总之，美育使人纯全精粹、无私无欲，成为自物欲世界到达道德境界（圣域）之津梁，提升人格，促进社会文化昌明（“华胥之国”）。

中国现代美育具体在四个维度上得到开展，即：理论维度、人生维度、启蒙维度、实践维度。

其一，中国现代美育作为一种理论学说，需要从理论维度（先验维度）论证美育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从康德、席勒到叔本华、尼采，都被现代中国思想家们拿来作为建构中国美育合法性的主要理论支撑。在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朱光潜等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看来，美育是填补宗教被剔除后的中国信仰空白的唯一选择。这是“美育代宗教”命题出台的思想背景。蔡元培指出宗教的真正功能只在于慰藉感情，但不如美育的感情纯正。因此，“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美育可促使宗教性情感的升华。美育在慰情作用上比宗教更合理、健康，美育促进人格发展，可使人类在艺术体验中重拾失落已久的真正“情感”。目前国际美育理论有“自律论”美育与“从属论”美育的两种对立观点，“自律论”美育强调美育自身的理论基础和独立学科框架，美育是一种独立的教育形态，它有自己的学科属性、本质特征、基本功能和方法。用“自律论”美育来审视中国现代美育，可以发现其形成了相对系统的美育理论体系。蔡元培、王国维、朱光潜等人对现代美育的性质、特征、功能以及美育的实施方法的论述，大体上勾勒出了中国现代美育学科的基本框架。

其二，中国现代美育具有浓厚的生命主义色彩，饱含人生意义维度。这从王国维、梁启超、朱光潜等美育思想中可以显见。王国维认为教育之宗旨在于培养“完全之人物”，即一种能力全面、和谐发展的人格。从中国现代美育关于艺术与人生、美育与人格的关系来看，美育的最高旨趣是在成就理想人格、生成一种超越、自由的人生境界。在现代中国美育思想家们看来，完整的美育不仅是审美能力的培养，更是对美育对象（个体）的灵魂的成功塑造。美育是一种施教与受教双方“互动”的过程，而不是一种单向度的美学灌输。在我们看来，受教者的审美体验在美育中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可以说，美育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人的自我心灵“救赎”过程，美育的目标最终是靠个体的心灵体验才能真正达成。这是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的总体特征。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现代美育的人生维度，一方面注重生存和感性满足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强调对欲望的控制和超越。这就是王国维境界美育论的二律背反：“一方面，生命是一种欲望的存在现象，因而，作为实现了自由境界的生命体验的美感，存在于主体欲望的复活之中。但另一方面，人不具有‘欲望的自律’，因此生命的自由在于摆脱欲望的控制，美感取决于这种控制的实现。勿须赘言：这正是美感探索中的一个难点。”^[14]

其三，现代中国的美育还承担了思想启蒙的重任，启蒙是其不可忽视的重要维度，从鲁迅、康、梁到蔡元培、李泽厚，都在强调美育的启蒙功能。在蔡元培的“教育救国”理念中，教育在现代中国具有救亡与启蒙的双重意义，美育主要承担的是启蒙之责。徐碧辉在《美学与中国的现代性启蒙》一文中曾指出，中国现代性启蒙存在“社会启蒙”与“审美启蒙”两个理路。社会启蒙（理性启蒙）是一种激进的政治层面的启蒙；审美启蒙（个性启蒙）则是以王国维、蔡元培和朱光潜等学者所推崇的审美独立、自治和建立中国现代美学、普及审美教育。他们着眼于个体的心灵改造和人格重建，希望通过审美教育来改造人心、拯救人群，以实现中国的现代性启蒙。在社会启蒙和个性启蒙的两面旗帜下，中国传统美育思想在现代知识分子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等美学家的阐释下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现代转换。

朱光潜的美育观除了强调“人生艺术化”（审美化）功能之外，还强调美育的思想启蒙功能。朱光潜在抗战中说：“在西方社会中，这些美感活动是每个受教育者的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节目。我们中国人除专习文学艺术者以外，一般人对于艺术都漠不关心。这是最可惋惜的事。它多少表示民族生命力的低降，与精神的颓靡。从历史看，一个民族在最兴旺的时候，艺术成就必伟大，美育必发达。史诗悲剧时代的希腊、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哥德和贝多芬时代的德国，都可以为证。我们中国人，古代对于诗乐舞的嗜好也极普遍。《诗经》、《礼记》、《左传》诸书所记载的歌乐舞的盛况，常人觉得仿佛是置身近代欧洲社会。孔子处周衰之际，特致慨于诗亡乐坏，也是见到美育与民族兴衰的关系密切。现在，我们要想复兴民族，必须恢复周以前歌乐舞的盛况，这就是说，必须提倡普及的美感教育。这是负教育责任的人们所应该特别注意的。”美育具有拯救民族精神、促进社会发展、挽救国家危亡的作用，美育实乃间接的救亡图存之道。

其四，与美学相比，美育显然具有更强的实践品格。中国现代美育的实践品格和实践维度主要是在蔡元培、丰子恺、徐悲鸿、林风眠、吕凤子、刘海粟等几代艺术教育家的努力下开辟出来的。

我们可以蔡元培为个案来分析现代美育的实践品格。蔡元培终身都在倡导美育，并身体力行，推动中国传统美育的现代转换。他非常重视对古代书画、国乐的搜集、整理和对外宣传工作，积极扶持、奖掖中西艺术的交融与创新。20世纪初在他的支持和帮助下，国内先后创办了多所具有现代意义的音乐、美术专门学校。在蔡元培的倡导和扶持下，上海美专、北京美专、上海乐专、杭州艺专先后创立。在北大期间，蔡元培为了实践其美育主张，在北大发起了各种艺术研究组织。蔡元培美育思想虽主要受到康德和席勒的影响，但是在具体实施手段上，他不是借助于席勒式的“游戏”，也不是叔本华和尼采的审美直观，而是借助于美术（艺术）教育来实现美育的人格（情感）建构目标，这种美育实施途径的中国式转变主要跟中国文化传统有关。从蔡元培的西方美育中国化路径看，他在中国传统乐教的基础上，对康德、席勒的美育观进行了改造，从美育实践和技术操作层面进行转化：即从游戏弥合人性、直观（美感）净化情感转变为通过艺术来丰富人格和情感。这就使得美育与艺术教育的关系从目标与手段的关系逐渐演化为同质关系，两者合二为一。蔡元培曾认为，中国传统美育就是通过艺术教育来发挥其教育功能的。另外，蔡元培重视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艺术：“今吾辈学画，当用科学之方法贯注之。除去名士毫不经心之习，革除工匠派拘守成见之讥，用科学方法以人美术”。步蔡元培艺术教育之后，丰子恺、徐悲鸿、刘海粟等都沿用这一美育实践方式。

四、中国现代美育相关问题的反思

1、“美育”与“艺术教育”的概念混淆

百年中国美育思想演进史中，有一个最大的概念混淆就是将“美育”与“艺术教育”看成是一回事，二者在大多情况下被通用和混用。这是需要甄别的一对概念。我们认为，美育与艺术教育是有本质区别的，一般意义上的艺术（音乐、绘画等）教育与审美教育存在本体性差异。

美育从概念上说，是培养审美情感和审美经验，从知识学上说，是一种美学理论应用于实践，同时也是从审美实践上升为审美理念的双向过程。从价值上说，要体现审美无用之用（无利害的创造和欣赏）的价值。体现的是一种心胸、境界和气度。

艺术教育与审美教育有交叉，但无法重合，审美教育需借助艺术教育，艺术教育是美育的途径之一，艺术教育的过程也需借助审美手段，但二者的目标是不同的，艺术教育的目标在于艺术技能与艺术创造、艺术感受，而审美教育在与审美经验与审美能力。从本体论看，艺术教育的本体是“创造”之维，关心的是人与艺术的关系，人与自我、人与群体、人与世界都围绕艺术这一人造物进行活动，离开艺术，艺术教育的目标和手段都无法存在；而审美教育的本体是人格之维，关心的是人对世界的态度，人与自我、人与群体、人与世界都围绕审美经验来展开，在审美经验中，美育才有实施的可行性。这是可以交叉却永远无法重合的两条线。而离开艺术，审美经验仍然可以存在，美育可以依赖自然、社会等途径来实现；反过来说，离开审美经验，艺术教育仍然可以进行其他维度（如科学、道德、宗教、心理、社会、历史）的经验进行。

从美育角度看，按照朱光潜“人生艺术化”的思想逻辑，美育与艺术教育是被看作一体化的。他强调是“美”就不“自然”，是“自然”就不“美”，这种观点就是把艺术、自然、人生看做是审美的，人生、自然、艺术都是艺术品，是本体上无差别的同质的审美对象，暗含着人的审美创造性，这与现象学美学有异曲同工之处。朱氏这一理论为现代美育和艺术教育思想奠定了一个基础：即以审美经验（艺术经验）为中心的美育思想。在审美经验中，艺术、自然与人生是无差别的，都构成审美对象，都被赋予主体的创造性在里面。人生艺术化的旨趣，同化了艺术、审美与人生，凝聚了真善美，指向最高的先验维度。这无疑导致了现代美育对艺术教育的学科越界。

正是由于美育与艺术教育的混淆，也导致了美育的学科边界模糊（跨界）和美育自身的困境，美育的诸多功能被艺术教育所僭越，而失去自身的价值定位和目标预设。显而易见，现代美育的对象是作为主体的人（人格）。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王国维的审美无利害说（境界论）和朱光潜的艺术审美经验论，为美育与人（主体）的内在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撑。但是到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一个重大的缺憾是回避了美感论，阉割了主体性问题，使得当代中国美学走上本质论和形上学，脱离了人，客观上导致现代美育的衰亡。

2、“美育代宗教”观念的反思

蔡元培所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是中国现代美育的主要母题，有学者称其为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观, 念”^[15]。王国维在1906年《去毒篇》一文首先提出要以美育取代宗教的缺位，即所谓“美术者，上流社会之宗教也。”^[16] 1915年蔡元培也提出“以文学美术之涵养，代旧教之祈祷”^[17]；1917年蔡正式倡导“以美育代宗教”^[18]。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在其《赖斐尔》、《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教育独立议》、《以美育代宗教》、《美育代宗教》等文章中都有体现，特别是1917年他在北京神州学会的讲演词《以美育代宗教说》一文最具代表性，从此“以美育代宗教”口号被百年来的美学家们不断争论和褒贬。20世纪末的李泽厚仍在其著《己卯五说》中提出以“审美代宗教”^[19]，以示对这一学说的百年回应。这一命题就是是百年前知识精英留给后人的理论遗产，还是思想迷途，一直争议不断。其实早在在90多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中，“以美育代宗教”这一观点引起的学界争议就很大，不仅招致许多教内学者如吕澂、赵紫宸等的反对，也引起教外学者如陈独秀、罗家伦、周作人、周谷城、熊十力、朱维之等不同争论。如著名佛学家吕澂就指出：“艺术的极致是认明各个分离独立的我，宗教的极致是舍去一切我的执着。一是人生的正面，一是人生的反面，人生也只有这两面。”吕澂不赞同“以美育代宗教”的说法。而著名基督教神学家赵紫宸也认为：“我国学者不察，徒谓宗教徒借重于美艺，不知美艺实就成于宗教，因此有美育代替宗教之说。”唯物主义学者周谷城也不赞同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他认为：“就生活的本身看，以艺术生活代替宗教生活之主张是不对的，也是不察实际，任意主张的。”

百年前蔡元培、王国维所标举的“以美育代宗教”这个现代性命题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以艺术代宗教（文化结构层面），二是以审美代信仰（人格结构层面）。这个命题随着潘知常等学者从信仰维度切入的批判，其内在的理论困境和价值断裂得到一定的揭示^[20]，不过这一批判也有其不合理性，他们未看到这一口号背后的社会背景和现世危机，宗教信仰对于稳定民间情绪固然重要，不过在本土儒教出现信仰危机、基督教水土不服的清末民初，人心思变，内外交困，想以宗教来解决民族社会的根本问题也不太实际。

笔者想指出的是蔡元培提出这一命题产生的背景，即：在清末民初，千年儒学传统断裂，儒教失去信仰，而外来道德和宗教强势入侵的情况下，“以美育代宗教”是以丧失信仰维度为代价，强调的是以审美、艺术救赎来填补道德真空，即所谓“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21]蔡元培对于美育的话语建构和实践，包含着他挽救清末民初时期的道德危机、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努力。

因此，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第一代现代文化精英，走的是知识、科学和审美来拯救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的道路，这一代知识精英依赖的路径是：“审美（艺术）-人格培养-社会建设”，这一模式实质上就是用审美现代性作为启蒙现代性奠基，而不是相反，这是中国现代美学和美育思想中需要反思的问题。西方从康德、席勒到叔本华、尼采，走的却是相反的道路，即以启蒙现代性为审美现代性奠定基础，因为人格独立、主体性觉醒是审美自具和艺术自觉的前提和基础。

3、美育功能在“启蒙”、“成人”与“救赎”之间的纠缠

综观百年西方美育的中国化进程可以发现，现代美育在中国的主要承担起“启蒙”、“成人”、“救赎”和三个重要功能。在不同美学家和艺术教育家那里，美育的功能指向是不同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美育的功能也随时而变。探索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及其功能演变，前人主要从两个维度来诠释：一方面，从西学背景看，美育是一门与哲学、美学、艺术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相关的学科，它奠基于康德形式派哲学理念，完善于席勒通过游戏来弥合人格的美育思想。另一方面，从美育思想中国化的进路来看，美育在现代中国不仅承载了思想启蒙、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还必须担负艺术教育和人格建构的实践任务。从启蒙的角度来看，百年来中国现代美育的思路就是以审美和艺术体验的方式去启蒙大众，例如梁启超、鲁迅等人就希望用各种艺术形式（小说、戏剧）来宣扬新道德和新理想，唤醒国人灵魂，拯救民族危亡，重塑国民性格。

在民国时期知识精英的不同代际之间，对美育的功能理解就有分歧，如蔡元培的美育理念对现代中国美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情感教育的重视和完善人格的诉求，他扬弃了中国传统美育思想中偏重伦理教化的弊端，主张培养个体的自由创造精神。美育实乃“成人”之道，这是一种现代人本主义的教育理念。当代学者曾指出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呈现三大特征：功利主义的现代性、道德完形的宗教性、以美术教育为主的实践性。^[22]在王国维看来，美育主要在于自由境界的生成，在梁启超看来，美育的终极旨趣是“新民”（造就新国民人格），在朱光潜看来，美育的宗旨是要生成一个“艺术化人生”，美育同时也关系到民族文化之兴衰。而在当代美育思想家看来，美育需承担当代人精神救赎的人文职责，美育不仅要修复在商业化大潮中受损的人性，更要守望人类的精神家园。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拜物教盛行，各种现代性问题的层出不穷，中国美育需要适应新的形势，以应对新的文化现代性问题，为当代浮躁的国民心理提供安神醒脑的良方，使世人在世俗化、权力化、商业化、技术化的当代社会中可以得到心灵救赎。现代化进程所导致的工具理性膨胀、市场拜物盛行与心理疾患蔓延等各种弊端，这集中体现为人文精神的严重缺失，而美育作为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实施人文精神补缺的重要途径。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当代中国美育的目标进行了新的调整，当代美育的使命在于：重新承担起恢复每一个“单面人”的感性维度，使其能在现代性的困境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这彰显了当代美育的文化品格和审美救赎精神。

注释：

[1]吴东胜：《略论西方美育理论在现代中国的传播》，《福建论坛》2004年第9期。

[2]陈望道：《陈望道文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6页。

[4]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6页。

[5]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

[6]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7][8]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9]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页。

[10]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

[11]金雅主编:《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梁启超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2页。

[12]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158页。

[13]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14]徐岱：《体验自由——论美感的生命境界》，《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15]王本朝：《以美育代宗教与中国现代美学的身份认同》，《艺术百家》2011年第5期。

[16]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17]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39页。

[18]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8页。

[19]李泽厚:《已卯五说》，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版。

[20]潘知常:《“以美育代宗教”：中国美学的百年迷途》，《学术月刊》2006年第1期。

[21]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页。

[22]何圣伦：《西方美育思想的中国化——〈读郭勇蔡元培美育思想研究〉》，《文艺评论》2012年第7期。